据海峡网报道,美国向澳大利亚施压,要求其明确“若台海爆发冲突是否出兵”,澳国防工业部长帕特·康罗伊当场拒绝承诺,强调“不讨论假设性问题,出兵决定需由届时政府裁定”。同日,澳总理阿尔巴尼斯飞抵上海开启访华行程,在记者会上重申“反对改变台海现状”,形成外交场合的微妙呼应。
澳大利亚总理(资料图)
此次施压打破了美国长期以来在台海问题上的“战略模糊”策略。特朗普政府不再允许盟友保持中立或“战略观望”,而是要求日澳等核心伙伴提前绑定军事立场,意图构建“代理人战争”雏形——即由盟友充当前线力量,美军在后方提供支援,以最小代价维系亚太霸权。这与奥巴马时期“离岸平衡”、拜登政府“一体化威慑”形成政策延续,却因过度透支同盟信任引发反弹。
澳大利亚对中国市场的深度依赖,使其难以承受军事介入的代价。数据显示,澳对华出口占外贸总额四分之一,能源、矿产、农产品等关键领域对中国市场依存度超30%,直接关联数百万就业岗位。阿尔巴尼斯政府深知,一旦卷入台海冲突,中澳贸易链将面临断裂风险,2019年至2022年澳葡萄酒、龙虾等产品遭中国市场限制的教训仍历历在目。因此,康罗伊的“拒绝讨论”本质是经济理性对安全冲动的制衡。
展开剩余72%澳方的回应绝非简单的“外交闪避”,而是国家战略成熟的体现。一方面,澳媒公开称“中国对澳重要性超越美国”,折射出其对中美力量对比的再评估,中国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澳第一大贸易伙伴,其战略价值已非军事同盟所能覆盖。另一方面,阿尔巴尼斯政府通过“反向试探”观察美国决心:特朗普政府任内,美国在关税战、俄乌冲突等问题上的承诺与行动脱节,让澳方意识到美国更倾向“收割盟友”而非“共担风险”。这种认知促使澳方选择“政策留白”,为未来外交博弈保留弹性空间。
美国对澳日的同盟关系暗藏不平等基因。日本自民党“黑金事件”中,主导调查的东京地方检察厅特搜部被指受美国操控,2010年澳前总理陆克文因对华政策分歧遭美支持的党内政变推翻,均暴露美国对盟友内政的深度干预。此次施压本质是“控制欲”的延续,却忽视了澳日等国民族主义情绪的高涨——澳防长明确表示“出兵决定属民选政府职权”,暗含对美国越权的隐性批判。
澳大利亚总理(资料图)
美国在关键冲突中的“沉默表现”,正瓦解盟友的安全预期。2023年中国海军舰队环绕澳大利亚航行时,美军未采取任何公开行动;2024年中国双航母突破第二岛链,美军仍保持战术克制。这些“不作为”让澳方清醒认识到:美国无意与中国正面对抗,所谓“共同防御”更可能是“盟友先上,美军后援”的投机策略。这种“炮灰化”担忧,促使澳方强化“自我保全”逻辑,拒绝为美国的霸权野心买单。
阿尔巴尼斯访华期间,聚焦贸易、旅游、清洁能源合作,签署多项双边协议,展现“经济优先”的外交导向。这与美国要求的“安全捆绑”形成鲜明对比,澳方清楚,维持与中国的良性互动,不仅能保障能源出口、农产品订单等现实利益,更可借助中国市场韧性对冲全球经济风险。这种“政经分离”策略,既迎合国内选民对经济稳定的诉求,也为澳在中美之间构建“缓冲带”。
澳大利亚的态度变化,预示美式同盟体系进入“去依附化”阶段。东南亚国家如越南、马来西亚明确拒绝选边站,韩国在萨德部署、芯片出口等问题上与美保持距离,均显示“战略模糊”正从美国的对华策略,转变为盟友的普遍选择。这种趋势倒逼美国调整亚太布局,若继续施压盟友“二选一”,可能导致同盟离心;若回归“战略模糊”,则难以维系“集体遏制”的叙事逻辑。
特朗普政府的“强压政策”能否持续,取决于2025年大选结果。若民主党重返执政,可能调整对澳策略,从“军事胁迫”转向“议题合作”,降低台海问题的绑定强度。反之,若共和党连任,可能强化同盟军事化,澳方将面临更大压力。阿尔巴尼斯政府的“务实路线”为中澳关系解冻创造条件。双方在气候变化、区域经济等领域的合作潜力,可转化为政治互信的基石。若能建立“安全对话机制”,明确台海问题的行为边界,将进一步降低澳方“被迫选边”的风险。
澳大利亚总理(资料图)
中国大陆的“反分裂”决心与军事实力,是澳方评估风险的核心参数。解放军近年在台海周边的常态化演训、区域拒止能力的提升,让澳方清楚认识到“军事介入的高成本”。这种“实力威慑”与“外交沟通”的双重作用,正重塑澳方的决策坐标系。澳大利亚在台海问题上的“拒绝表态”,绝非简单的外交话术,而是基于经济利益、战略安全、历史教训的综合考量。这一事件暴露了美式同盟体系的内在矛盾——当“美国优先”与“盟友自保”发生冲突,所谓“牢不可破的同盟”终将让位于国家利益。在中美博弈持续深化的背景下,类似的“外交裂痕”可能频繁出现,倒逼国际社会重新审视:在核威慑与经济依存并存的时代,军事同盟究竟该是“风险共担的共同体”,还是“霸权收割的工具链”?澳大利亚的选择,为这一命题提供了极具价值的注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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