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共和国首次举行的开国上将授衔仪式上，李克农，时任中央军委情报部部长，是唯一一位始终坚守在隐蔽战线的将领。作为我党情报和保卫工作的杰出领导者，李克农的贡献赢得了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高度赞誉；同时，他以实事求是、重情重义、严于律己的领导风范，对待同志和家人既关怀备至、悉心保护，又严格要求，充分体现了一位共产党员的高尚品质和崇高风范。
我党情报卓越领导
一科负责总务，二科主管情报，三科担当行动，四科则掌管交通。李克农被分配至由陈赓担任科长的二科工作。
中央特科委以重任于李克农，旨在深入敌特内部搜集情报。当时，我党党员钱壮飞凭借优异的成绩考入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党务调查科（即中统前身）主任徐恩曾所办的“上海无线电训练班”。凭借其卓越的能力与才华，钱壮飞逐渐赢得了徐恩曾的信任，进而担任了他的私人机要秘书。在钱壮飞的推荐下，李克农也成功渗透至敌特务机关——上海无线电管理局，担任广播新闻编辑，从而进入了敌人的内部。在执行任务期间，李克农与钱壮飞保持单线联系，而他的直接领导人是陈赓。李克农的工作和地位犹如一个二传手，虽至关重要，却也颇为辛劳。在日常生活中，他抓住一切机会在政治与工作两方面关心并指导钱壮飞。每一份经他审阅后转交给陈赓的情报，都经过了深思熟虑与细致分析，倾注了他大量的心血。当时，徐恩曾受其表兄、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长陈立夫的委托，主持中央组织部党务调查科的工作，负责搜集国民党内外反蒋派的情报。徐恩曾认为设在南京国民党中央党部机关里的党务调查科环境杂乱，不利于保密与培养亲信，因此便在南京中山东路上建立了一个秘密机要指挥中心。该中心仅有少数电台和亲信，日常运作由钱壮飞负责。实际上，这个中心已成为我党的一个秘密交通站。国民党中央党部送交徐恩曾的机密文件与电报，都会被转送到这里。钱壮飞是第一个阅读这些文件的人，随后再将它们交给李克农。在蒋介石对中央苏区实施第一、二次“围剿”期间，钱壮飞获取了大量重要的军事情报。这些情报都通过李克农转交给陈赓。这些情报准确且及时，经中央转发至苏区后，对红军的作战起到了显著的指导作用。
当时，在敌特核心机构内默默奉献的共产党员，除李克农与钱壮飞外，还有胡底的身影。李克农，身为党小组组长，肩负起领导钱壮飞与胡底并肩作战的重任。他们首先揭开了敌特电台和小型收发报机制造工厂“正元实业社”的层层神秘面纱，随后又在南京、天津秘密建立了以通讯社为掩护的情报网络。这些通讯社虽名为国民党情报机构的分支，实则完全掌控在李克农、钱壮飞、胡底三人手中。陈立夫领衔、徐恩曾主掌的国民党特务组织，竟变成了为我党搜集情报的利器。自1929年底至1931年4月，李克农等三人在敌人心脏地带开展活动，演绎了中共地下工作史上最为壮丽的一章。李克农、钱壮飞、胡底三人，被周恩来总理誉为“龙潭三杰”。
龙潭三杰：钱壮飞、胡底、李克农
然而，顾顺章的投敌叛变，对我党情报工作造成了巨大的损失，李克农等人在敌后建立的情报网络瞬间被摧毁。顾顺章被捕的次日，即星期六的夜晚，钱壮飞接连收到六封来自武汉绥靖主任公署的加急绝密电报，电文均标注“徐恩曾亲收亲译”。钱壮飞暗中译解电文，方知顾顺章已变节。若将其押解至南京，不出三天，中共中央机关将面临全面清剿。钱壮飞心急如焚，立刻派遣自己的女婿刘杞夫乘当晚的列车前往上海，将情报亲自交付李克农。在周恩来的直接指挥下，李克农夜以继日地工作，全面负责各项具体事务，迅速而妥善地保卫了中共中央和江苏省委的安全。1931年4月28日凌晨，敌军展开了一场疯狂的搜捕行动，但我党捷足先登，成功实现了大转移。在关乎中国共产党前途命运的危急关头，钱壮飞和李克农为保卫中央机关和中央领导人的安全做出了卓越贡献，因此受到了中央的嘉奖。
“李克农单枪匹马，做得相当出色！”这为解决西安事变起到了开路先锋和引领作用。西安事变发生后，李克农以中共代表团秘书长的身份，随周恩来、叶剑英前往西安，与张学良展开谈判，并承担起与张学良的联络任务。有人甚至认为，李克农在西安事变中功不可没。
抗战初期，李克农随周恩来赴国统区开展工作，成功构建了一系列秘密情报网络。1941年4月，李克农重返延安，肩负起党的情报与保卫工作的领导重任，先后担任中央社会部副部长、部长、中央情报部副部长、部长等职务。在抗日战争的烽火岁月里，李克农积极参与各地秘密情报组织的建设，派遣情报人员深入至日伪蒋的党政军特机构，搜集到大量关键情报。解放战争期间，为了协助全国解放战争的胜利，我国情报工作者深入国民党核心决策机构，及时且精确地提供了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及各地区战略性的军政情报，为中共中央研判战局、制定解放战争战略方针提供了关键支撑，使我军在解放战争中对敌情了如指掌，始终牢牢把握战争主动权。毛泽东曾评价道，这一时期“我们的情报工作堪称最成功”。在众多历史转折关头，李克农提供的情报均发挥了关键作用。在毛泽东前往重庆谈判前夕，李克农组织破解国民党密码，并通过内线情报，基本掌握了蒋介石的真实意图——虽有和平姿态，实则并无诚意，同时亦不敢暗中加害，为毛泽东坚定谈判决心提供了有力依据。事后，毛泽东多次称赞李克农“干得好，情报工作既及时又准确，保密工作做得无懈可击”。
新中国成立之际，李克农肩负重任，担任中央军委情报部部长及中共中央情报委员会书记之职。此外，他还被委以重任，担任外交部常务副部长，在周恩来总理的指导下，全力以赴推动外交部的组建工作。1955年4月8日，在中共中央及毛泽东主席的批准下，中央调查部正式成立，李克农被任命为部长。同年7月，经中共中央特别许可，李克农得以列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及中央书记处会议。1955年9月，李克农荣获上将军衔，并荣膺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以及一级解放勋章。
1949年，中共中央进驻北平，李克农担纲起保卫战线的重任，成功肃清了潜伏在北平的数千名敌特，有力地保障了党中央的安全。1951年，随着朝鲜停战谈判的拉开帷幕，毛泽东亲自指派李克农出任中朝谈判代表团的幕后智囊。在谈判现场，我方发言和斗争策略，往往都由他在幕后通过递条子的方式予以指导。即便在哮喘与心脏病发作，一度陷入昏迷之际，李克农依然坚守岗位，直至停战才离任。历经两年多艰苦的唇枪舌剑，1953年7月27日，朝鲜停战协议终于签署。此后数个夜晚，李克农难以入眠，躺在床上思绪万千，激动之情难以言表，多次泪洒枕边。
“我们过去未曾如此行事，今后也绝不会这样做！我们主要依靠建立友谊、开展政治思想工作，偶尔也会使用一些金钱，但这仅是辅助手段。”当年，共产党员之所以能够渗透敌营，正是因为国民党内部腐败不堪、组织松散、离心离德。国民党除了利用少数叛徒外，一般难以渗透共产党内部，这主要是因为革命队伍组织严密，且艰苦的环境对特务分子而言难以承受。
实事求是
李克农同志长期执掌情报与保卫工作，其行事严谨，秉持实事求是的原则，不拘泥于书本教条，亦不盲从上级指示，公正无私，一身正气。1954年，潘汉年同志被错误地指控为“内奸”和反革命分子而被捕。潘汉年同志是1925年入党的资深党员，长期投身于党的情报和统战工作，贡献卓越，解放后曾担任上海市常务副市长。鉴于潘汉年同志在情报部门工作的经历，周恩来总理指示李克农同志组建一个小组，对情报部门的档案以及1939年至1948年间潘汉年同志与党中央的往来电报进行审查，并撰写一份审查报告。遵循周恩来总理的指示，李克农同志指派专人审查了潘汉年同志解放前的全部档案资料，并于1955年4月29日，向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提交了正式报告。1941年6月13日，潘汉年同志在给中央的报告中预测苏德战争即将爆发，该报告于6月20日被中央收到；潘汉年同志上报了侵华日军在苏德战争爆发后是南进还是北进的情报；潘汉年同志上报了有关太平洋战争爆发的情报，该情报受到了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高度重视；潘汉年同志参与并了解的组织机密，直至上海解放都未曾泄露；潘汉年同志所属的重要关系，当时仍发挥着至关重要的现实作用，这一点毛泽东、周恩来同志都是知晓的。
1937年，李克农与叶剑英（右侧）共同肩负中共代表的重任，莅临西安。
李克农的报告有理有据，十分有力。他认为，潘汉年虽有疑点，但根据大量档案材料反映的事实，请中央予以重视，慎重考虑。材料报邓小平转中央政治局委员和书记处书记，他们都圈阅了，但没有结果。李克农这份报告，在27年后为潘汉年平反时重新被发现。阅读者无不佩服李克农在当时的环境下竟敢这样实事求是的讲真话。1955年7月19日，李克农顶着巨大压力，第二次向中共中央写报告，继续为潘汉年辩护。可惜，李克农的两份报告当时都未能被采纳。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廖承志、陈云提出重新审查潘汉年案件，胡耀邦批示同意。中纪委根据李克农当年写的五条反证材料作线索和依据进行了复查，推翻了原结论，给潘汉年平反昭雪，恢复荣誉。
李克农不仅勇于对党内高级领导人秉持公正，对待一般干部亦坚持实事求是，即便面临可能的得罪，亦无所畏惧。1948年5月，中央政治局委员、华东局副书记康生向李克农提出，他急需一位能够身兼文书、生活服务、安全保卫等多重职责的秘书。李克农便从中央社会部精心挑选了沙韬，此人忠诚厚道、可靠能干。在周恩来总理的批准下，沙韬于1948年8月至1950年7月间，担任了康生的秘书一职。在初期为康生服务时，康生对沙韬的工作表示满意。自1949年8月起，康生先后前往济南、青岛休养。为确保康生的安全，沙韬与当时青岛市的公安局长进行了商议，并在康生住所周围增派了警力。夜间，由于康生常因思考问题而失眠，且烟瘾颇重，曾不慎将床单烧出洞。因此，沙韬常常整夜守候在康生身边，细心照料，直至康生入睡方才休息。在守夜期间，为了避免自己的行动打扰到康生，沙韬常在门口徘徊。然而，对此，康生并未表示感激，反而产生了沙韬被派来监视他的疑虑。
1949年，康生在与饶漱石角逐华东局书记职位时不幸败北，自此他整日闭门不出，消极应对工作。尽管康生当时身为中央政治局委员，按党内的等级，其地位本应高于饶漱石，然而中央却任命饶漱石担任华东局书记，而康生仅被委以山东分局书记之职。由于山东分局在向中央请示报告时，必须先向华东局汇报，这让康生深感自己的地位与权势均不及饶漱石。进入1950年，在山东省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选举中，康生并未获得全票，他由此怀疑身边人散播了关于自己的不利言论。经过一番调查，康生最终认定沙韬是饶漱石派来监视自己的间谍，遂将其解雇。不久后，李克农将沙韬安排至中国人民大学进修。
自延安时期的审干运动伊始，康生便对李克农心生不满，暗怀怨恨。如今，在沙韬事件的漩涡中，两人的对立愈发明显，矛盾公开化。
康生在党内享有深厚的资历，且曾担任中央社会部的部长。李克农对其始终抱以敬意，而沙韬仅是一名普通干部。彼时，李克农面临两种抉择：一是迎合康生，牺牲沙韬；二是保护沙韬，却可能得罪康生。他坚定地选择了后者。他携带着相关结论材料，找到了中办主任杨尚昆、公安部部长罗瑞卿、中组部副部长安子文等相关部门领导，共同进行研讨，并在达成一致意见后，将报告提交给刘少奇进行审查，从而顶住了康生的干扰，最终解决了此事。李克农还郑重地将与当时中央几位领导就沙韬结论的讨论记录在了自己的日记中，表明他愿意为此承担历史责任。
1945年8月，李克农（左一）在延安机场为毛泽东前往重庆进行谈判而亲自送行
1978年5月，中央政治局常委在讨论中央调查部工作时，邓小平提及了李克农。李先念随即插言道：“倘若他当时尚在，即便是在‘文革’的风雨中，恐怕也难免会被指责为‘大特务’。”这番话可谓一针见血。李克农之所以备受康生等人的嫉恨，正是由于他无私无畏，品行端正，坚守原则，对党和干部都秉持着高度的责任感。正是这种高尚的品质，使他成为那些攻击者的眼中钉。李克农勇于坚持真理，主持公道，不惧权势，这种坚毅的性格和崇高的品质，至今仍深深烙印在人们的心中。
关照困境中的隐蔽干部
李克农素以正直著称，对干部关怀备至。在涉及原则的大是大非面前，他立场坚定，决不含糊。这一品质，成为了他思想作风中尤为鲜明的亮点。
原国家安全部副部长王琚，曾供职于中央社会部，回忆起1947年10月，情报战线遭遇了一场罕见的重大变故。当时，由中央社会部直接领导的王石坚情报系统，其规模宏大，情报工作至关重要，覆盖了华北、西北及东北地区，设有五个地下密台。不幸的是，该系统遭到敌人破坏，导致44名情报干部被捕，而牵连者更是多达123人。保密局头目郑介民和毛人凤嚣张地宣称：“此一役，中共情报事业半壁江山尽失。”此时，中央社会部由李克农负责主持。李克农焦急万分，以至于嗓子都哑了。他的妻子赵瑛描述，他食不下咽，夜不能寐，甚至连续十余日几乎丧失了言语能力。事件平息后，李克农亲自指派一、三室同事进行详尽调查，力图寻找失散同志的下落，并探究组织遭到破坏的缘由与过程。在彻底查明王石坚系统被破坏的来龙去脉后，1947年11月23日，李克农向中央提交了检查报告，并恳请受到处分。周恩来审阅报告后表示：“有这样的检查报告和妥善的善后措施，甚是妥当。既然在武装斗争中都难免有失利，那么在秘密战线上的挫折更是情有可原。”
李克农对从情报组织逃回的同志们，关怀备至，逐一聆听他们的汇报，并细致安排他们的生活与工作。在全国解放之后，涉案被捕的同志们，绝大多数得以重返中央社会部。李克农亲自组织了审查委员会，并担任主任一职，指导他们学习，并对每一位同志进行了逐一审查，形成了明确的结论。每一份结论均需他亲自审阅并签字后，方可上报中央组织部审批。同时，他还亲自安排了他们的工作，积极参与他们的会议，总结经验与教训。
1961年7月20日，李克农致信中共中央总书记邓小平及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恳请组织一支队伍前往上海、南京等地，紧急抢救中央特科的历史资料。他在信中强调：“此举不仅有助于让昔日在斗争中默默奉献的无名英雄得以安息，老有所终，幼有所养，鳏寡孤独者各得其所。”信件获得批准后，8月26日，李克农率领工作团队火速前往上海，全力以赴投入调查、搜集与整理工作。因健康原因，李克农不得不提前结束上海之行，返回北京。他在此过程中搜集了大量资料，并向中央提交了一份长达八万字的报告，最终为曾在中央特科工作的众多隐蔽战线的老同志解决了诸多问题。
董健吾同志，我党情报战线上一位杰出的英雄，凭借其牧师的隐蔽身份，在中共中央特科肩负重任。他毅然决然地收养了毛泽东同志的两个儿子毛岸英与毛岸青，并巧妙地安排他们安全抵达苏联。他的一生充满传奇色彩，在隐蔽战线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建国之初，董健吾同志以其独特的身份，为上海地区肃清潜伏敌特，做出了大量成效显著的贡献。1955年，因“潘扬事件”的牵连，董健吾同志不幸被捕，关押逾一年。在周恩来总理的关怀下，他最终获得取保候审。1957年，李克农同志抵达上海后，对董健吾同志的近况表示深切关注。然而，鉴于董健吾同志的历史问题尚未得到中央的明确结论，两人未能会面。李克农同志便安排上海市委调查部部长韩仰山同志与董健吾同志见面。李克农同志返回北京后，特意写信给韩仰山同志，叮嘱他关心董健吾同志的生活。按照李克农同志的指示，韩仰山同志每月为董健吾同志提供一百元生活费。1960年，斯诺访华期间，向毛泽东同志提出希望见一见“王牧师”。中央重新展开调查，终于确认“王牧师”的身份正是董健吾同志，并同意安排会面。这一事件使得董健吾同志的境遇出现转机。1962年6月，经上海市委第一书记的批准，董健吾同志被任命为上海市政府参事室参事。1970年，他病逝，留下了不朽的传奇。
李克农对鲍君甫（在国民党内部被称为杨登瀛）这一与中央特科紧密相连的关键人物同样给予了深切关怀。鲍君甫曾担任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党务调查科上海特派员，他是周恩来领导下的中央特科在1928年建立的第一个反间谍联络点，同时也是我党首位“党外特工”。他为我党提供了众多重要情报，成功营救了任弼时、关向应等党内重要领导人，对党的隐蔽战线做出了卓越贡献。1931年，鲍君甫因顾顺章的背叛被捕入狱，但他坚守秘密，未透露任何党内的机密。1932年出狱后，鲍君甫在1934年成为国民党南京反省院副院长。1951年，鲍君甫在镇压反革命运动期间被南京市公安局逮捕。在陈赓将军的关注下，鲍君甫得以释放，并在南京靠摆小摊维持生计，生活颇为艰辛。1955年3月19日，李克农致信公安部部长罗瑞卿，提出对鲍君甫的特殊关照建议。信中提到，鲍君甫近期从南京来访，李克农与陈赓及刘少文、刘鼎、陈养山等老同志设宴款待，叙旧谈心。鲍君甫在宴会上提及自己经济拮据，年事已高，牙齿脱落，饮食不便。李克农和陈赓建议公安部通知南京市公安局，每月给予鲍君甫150至200元的生活津贴，并协助其镶配假牙。罗瑞卿部长同意了李克农的建议，南京市公安局随即每月为鲍君甫提供100元的生活补助，确保了他的晚年生活得以安顿。
在上海的调查期间，李克农率领工作人员前往万国公墓，为烈士李白、吕明等人敬献鲜花，并慰问了烈士的遗孀和子女，向他们提供了抚恤。1948年12月29日，李白在向党组织发送国民党绝密的江防计划时，不幸被特务机关侦测到电台位置而被捕。1949年5月7日，随着解放军渡江并逼近上海，蒋介石下令对李白执行死刑。然而，20天后，上海宣告解放。5月30日，上海解放后的第三日，李克农向上海市市长陈毅发送了一份电报，请求他协助寻找一位名为“李静安”（即李白）的同志。6月20日，一户位于戚家庙的居民向上海军管会上交了他们秘密藏匿已久的李白等烈士的遗体，并向政府报告了当晚的所见所闻。李克农始终对李白怀有深深的怀念，并提议将他的英勇事迹搬上银幕。遵循李克农将隐蔽战线的无名英雄形象搬上银幕的提议，以李白为原型拍摄的电影《永不消逝的电波》上映后，不仅宣扬了隐蔽战线上的无名英雄，也教育了无数后人。
家风纪事体现共产党人魅力
“撰写纪念李克农的文字是应当的，亦是我所期待的！”不久之后，杨尚昆亲自在《人民日报》发表纪念文章，自此，李克农那传奇般的经历才逐渐为世人所熟知。
李克农肩负的特殊使命，使他长期以来难以维持规律的作息，连续数日不眠不休亦属常态。步入40年代，他身患重病，哮喘病发作时，呼吸几近窒息，然而他依然吞咽着药片，坚守岗位。党内同仁谈及李克农的个人品德，无不流露出自发的敬意。李克农不仅珍视革命情谊，亦对亲情倍加重视。他对子女的教育极为严格，强调实事求是、勤俭节约、不搞特殊待遇，以及待人接物的礼貌。每当局势发生重大转折或国内外发生重大事件时，他都会与子女深入交流，教导他们坚守原则、明辨是非，并在斗争实践中不断磨练、提升自我。
在雄伟的天安门城楼上，李克农等高级将领傲然屹立，位居中央
‘你母亲留你们吃饭是好事，但为何不交粮票？我们每月每人有25斤粮票，你们也应该有。不交粮票，岂不是让我占公家便宜？’父亲的生活极为简朴，家中仅有军服、一套出席亚非会议时穿的西服和两双带补丁的袜子，别无他物。”
李治、李力和李伦。李治在建国后历任上海市公安局卢湾分局局长、市委统战部办公室主任、上海市轻工业局副局长。李力曾担任总参通讯部副部长，荣获少将军衔。小儿子李伦在建国后担任解放军总后勤部副部长，荣膺中将军衔。
李克农与李伦
李克农，既为子女严父，又对父母尽孝。即便工作繁忙，他亦会每日腾出时光探望双亲。尤其在佳节春节，他总不忘向父亲敬酒，并乐于回忆往昔的欢乐时光，以此慰藉老人之心。当父亲不幸离世，李克农当时正身处朝鲜板门店，与美军进行激烈的谈判。内心的悲痛难以言表，他无法亲自回国为父亲料理后事，便以蓄须之举，表达了对父母的深切孝思。
李克农久别故土，矢志不渝地坚守着对爱情的忠诚。自全国抗战结束，他将妻子赵瑛从故乡接到延安，两人始终相互敬重，相濡以沫。1961年，赵瑛不幸患上胆癌，在日坛医院接受治疗，最终在那里走完了她的人生旅程。赵瑛的离世，对李克农而言，无疑是一记沉重的打击。他们的感情深厚，共同走过了长达四十余年的革命岁月。四年前，李克农因过度劳累导致脑震荡并发生溢血，是赵瑛用一杯水、一口饭，将他缓缓地从生死边缘拉了回来。赵瑛离世之后，李克农对她的思念愈发浓烈，他深情地题写了“母仪典范”四个大字，以此表达对她的深切缅怀。对赵瑛生前遗物，李克农严禁他人擅自挪动，每日晨昏，他都会站在夫人的遗像前驻足默哀，稍作片刻的沉思，方才继续日常的行程。
1962年新春伊始，李克农虽身患重病，却毅然出席了在京城举办的“七千人大会”。会议期间，他多次遭受心绞痛的困扰，但依然坚持参会，不顾医生和家人多次的劝阻。2月9日夜晚，李克农不幸因病离世。当这一噩耗于次日传至开罗，正参加第二届亚非作家会议的夏衍闻讯，不禁泪如泉涌。他颤抖着笔尖，回忆起与老友的往昔，深情地评价道：“克农同志对待自己极尽严谨，生活简朴，待人平等，他身上展现出了中国传统文化中最卓越的品德。按照常人的说法，他对年迈的父母孝顺有加，对妻子赵瑛同志则堪称模范丈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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